导读：在学术圈引发轩然大波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李力“罪己诏”事件，正逐渐演变为一场关于高校考核机制与学者职业状态的深度探讨。这一事件不仅关乎一位教授的个人境遇，更折射出当下高校发展与学者个人追求之间的复杂张力，以及学术生态中考核制度的种种争议，值得我们深入剖析与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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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李力怒发“罪己诏”，其掀起的舆论风波还在持续发酵。
根据公开信息，李力出生于1964年，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法制史和简牍学，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。2018年，他被聘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首位“南湖学者”特聘教授，并在该校任二级教授。
2021到2024年间，李力共发表 16篇近40万字的论文，其中有3篇C刊论文（包括两篇视同C刊的报纸论文），其聘请考核成果被判定为“不合格”。
李力在微信群中发言 图源网络
这一原本寻常的考核，因李力愤而退群并在社交媒体持续发声，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在那张广为流传的截图里，“发表太难了”“学校要求10%不合格”等表述，引起了许多高校教职人员的共鸣。一时间，关于“论文考核焦虑”“末位淘汰”“非升即走”的讨论大量涌入评论区。
针对公众质疑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于3月12日下午发布官方回应，称不存在所谓的“10%末位淘汰”制度，此次考核结果不会导致“非升即走”或“解聘”，只会在薪酬上略有降低。“不合格”的原因在于，根据学校试行的教师岗位管理实施办法和《人才引进协议》，李力聘期内发表的论文数量和级别明显低于考核要求，未完成所应履行的岗位职责。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3月12日发布公告
与此同时，李力则声称自己直到考核前才看到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师岗位职责》这个文件，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他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来的时候，就讲了 “三不”原则，第一不申报任何课题、第二不报任何奖项、第三不去主动投稿，“因为我过了50岁了，我不想去挤占珍贵的版面，我也不想去求别人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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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连续剧般的剧情引发了网友的持续热议。
支持、同情李力的人认为，以李力的身份和资历想多发几篇C刊论文并不难，他这几年的论文产出恰恰证明他既没有“灌水”，也没有侵占学生的成果—— “如果每个功成名就的教授都抢着发C刊论文，资历较浅的研究者们岂不是更没有机会了？”
还有自称是该校学生的人现身说法，称李力讲课“干货很多”“讲得跟破案似的，课件里全是自己整理的一手资料”，认为他的治学态度并非“躺平”，“要是连二级教授都扛不住考核压力，那些刚入职的‘青椒’老师还敢潜心做基础研究吗？”
还有不少人的观点非常朴素：都到60岁这个年纪了，还非得那么“卷”吗？
但也有人不以为然，认为像李力这样的“南湖学者”特聘教授、二级教授，享受着学校提供的优厚待遇，学术产出却这么少，这让众多勤勤恳恳拼事业的“青椒”情何以堪？
更有人从校方角度出发，认为学校也面临着诸如“双一流”评选、财务问题等种种压力，而花大力气、下大成本引进的人才，完不成指标，作不出贡献，当然说不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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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起来，这场争议早已超出了就事论事的范畴，正在演变成一场高教群体的吐槽狂欢。那些看起来针锋相对的观点，不仅仅反映了人们对李力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身的看法，更是不同立场、不同身份者的情感认同和情绪投射。
“站教授”的一方，激烈地表达着对量化考核压力的抵触、对看不到尽头的内卷之路的惶恐，以及对某些“学阀”占据大量论文发表资源的愤怒；“站学校”的一方，则更多强调高校发展不进则退的严峻压力，以及对这种压力下高校某些“不近人情之举”的同情和理解。
这看似是高校和学者之间的撕裂，但本质上是激烈的学术竞争、层层传导的巨大压力下，高校和学者双方同时产生的应激状态。
这不禁让人想起很多学者所怀念的西南联大。在战火纷飞的岁月，以梅贻琦、蒋梦麟、张伯苓为代表的领导层带领全校师生，勠力同心，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自由思考、精进学问，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精神文化财富。
与那个“安放不下一张书桌”的时代相比，如今我们的学术条件和学术资源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客观来讲，现在各个层面上的“定量化”“高标准”“严要求”，恰恰是我国学术体系更加成熟规范的表现。但我们也希望看到，制度建设在追求严谨完善的同时，也能留有一些余地；在严格规范高校的办学工作、激励学者多出成果的同时，也可以留出一些空间，让他们不用那么急、那么怕，有机会去追求一些无法量化但是非常珍贵的东西。
我们期待，每场争议都能成为一个契机，促使高校的考核评价机制向更为科学、合理、人性化的方向进步，也提醒学者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术初心和职业状态；高校和学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，为营造更好的学术生态而努力。
